六十年前，在旧中国政治中心的南京城，一位活跃在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浪潮中，冒着白色恐怖的高压，曾在敞篷的宣传车上，手持喇叭筒呼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口号的热血青年，弹指间成为今天我国文艺界成就卓著的知名人士和享有国际声望的音乐家，他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老吴”！虽然对多数学生辈的同行或朋友来说，是叫顺了嘴，但这种“没大没小”的称呼，却令人感到亲近。
图1少年吴祖强与家人
图2 青年吴祖强
图3 晚年吴祖强夫妇与江泽民夫妇
一
吴祖强的名字，首先是和他令人称羡的音乐学习经历及他创作的优秀作品联系在一道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刚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留校的25岁的青年教师吴祖强，在国家急需各方面高级专业人才的时候，有幸成为新中国首批选派的三名音乐专业留学生之一（另两名为指挥家李德伦和歌唱家郭淑珍）。
图4 参加莫斯科五一庆祝活动(1954)
自1953年起，他在前苏联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5年，1958年获“全优毕业证书”学成归国。
图5 与苏联教授在一起研究乐谱
他是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中仅有的两部舞剧音乐：《鱼美人》（与杜鸣心合作，1958年）、《红色娘子军》（与杜鸣心、王燕樵、施万春、戴宏威合作，1964年）的作曲者之一及这两部舞剧音乐整体设计的负责人和创作主持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环境下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与刘德海、王燕樵合作）及根据华彦钧原曲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问世30余年来，已成为中外不少著名乐团的保留曲目，在中外乐坛演奏。作为东西方音乐融汇，中外乐器成功结合的开拓性尝试，影响深广。
图6 前排左起:郭淑珍、徐谊、林、倪宏进，后排左起：吴祖强、黄晓和、刘志刚、杜鸣心、李德伦、严良堃. (1955年5.1)
他青年时期的代表作：艺术歌曲《燕子》、钢琴独奏《主题及变奏曲》、小提琴独奏《两乐章小奏鸣曲》及《回旋曲》，已充分展露其创作才华及对欧洲作曲技术的深入把握。他留苏期间交出的三部毕业作品：《弦乐四重奏》、两乐章交响音画《在祖国大地上》及六个乐章的清唱剧《涂山之阳——与洪水搏斗》（郭沫若诗），则是他潜心进行艺术修炼的结晶，极具艺术份量。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第一次从《融汇集》里拜读到后两部作品的总谱时，仍为乐谱中透露出来富于特色的艺术创造和高度的写作技巧所震动和感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肩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和诸多重要社会活动及坚持教学工作的同时，吴祖强沿着《草原小姐妹》和《二泉映月》中西合璧的创作思路，相继改编了琵琶与管弦乐队音诗《春江花月夜》（1980）、二胡与管弦乐队《江河水》（1980）、弦乐合奏《听松》(1990)和《良宵》（1992）。这些作品，进一步体现了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融汇东西方文化中发展的创作理念。这一理念，源于他对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前人的创作和民间流传的）的热爱和尊重，以及在艺术创新路径上对“有中生无”（而不是常言道的“无中生有”）观念的倡导。除上面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外，他还作有许多不同题材的声乐、室内乐、戏剧配乐和电影音乐作品，以及为民族乐器演奏家移植改编供音乐会演奏的外国名曲（如将蒙蒂的《恰尔达什》改编为二胡与管弦乐队等）。
这些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作品，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中西结合的表演形式、鲜明的艺术形象、清晰的结构层次、严谨的发展逻辑和诗情般的意境，表明这位成熟作曲家深厚的音乐功力和高超的艺术智慧。其中的优秀之作，已融入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库，不仅是音乐舞台常演不衰的曲目，深受听众喜爱和熟悉，而且进入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园地，成为表演专业的教材，或作曲教学中和声应用、调性布局、曲体结构和配器技法的范本，由此牢固地奠定了吴祖强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的大家和名师地位。
二
吴祖强的名字，又是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紧密联系在一道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音乐事业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进步。其中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性突破和成就，是在吴祖强的亲身参与或直接主持下取得的。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也许不会忘记，“文革”结束后不久，大批考生踊跃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动人场面。那是1977年的11月27日，“积压”了十多年的青少年音乐人才，终于盼来了能够通过公开考试选拔进入我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机会。由于考生中拔尖人才集中涌现，各方人士纷纷要求突破原定招收105名学生的指标。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专业院校学生长期实行“包分配”政策，一个招生指标就等于一个“国家干部”编制。要想突破计划下达的招生数额，哪怕是一名两名，都很不容易，更何况实际需要突破的何止十名八名！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77年11月，吴祖强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央音乐学院党政合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抓学院的业务工作。面对学院恢复生机的大好形势，在他和学院其他领导及音乐界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情况得以及时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12月11日小平同志在学院招生情况汇报信上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于是，扩大招生的工作延至次年3月20日。全国共有一万七千多名考生参加了考试，实际录取213人，超过原计划一倍多⒈。就这样，大批优秀的音乐后备人才得以进入中央音乐学院。这一集中反映我国音乐界“文革”后欣欣向荣面貌的事例，随着1978夏天来访的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现场拍摄的纪实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从艺术教育复苏的角度，有效改善我国受“十年动乱”影响的国际形象。这一在中央音乐学院院史和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应该说离不开吴祖强的努力。
图7 欢迎小提琴大师梅纽茵
1978年1月17日，吴祖强被正式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两年后为副院长，1982年9月任院长，直到1988年9月卸任，他在学院领导岗位辛勤工作了11年（另，1998年6月至今被任命为名誉院长）。这11年，中央音乐学院从“文革”造成的巨大伤痛中走出，逐渐建设成为今天国内唯一的一所全国重点艺术院校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际一流的音乐学府。这11年是学院在海内外“声誉日隆”的重要发展期，人才辈出、创作繁荣、演出活跃、学术成果丰硕，为学院今日的蓬勃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记述他作为学院领导人如何推进学院体制改革，理顺各种复杂的校内校外关系，在恢复和稳定教学秩序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各专业教学质量，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和学院环境，等等。这里只想引录两组数字：①这10来年间，来院访问、交流、讲学的外国著名音乐家数以百计。②师生出国学习、访问、参加国际比赛和学术交流的人数比例，超出全院师生总数50%以上⒉。仅这两组数字，便可说明这一时期中央音乐学院在办学上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可以想见，吴祖强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劳和智慧！他曾用“常有‘焦头烂额’之感”⒊来描述自己在音乐学院领导岗位时的工作状态，我想，人们对此是可以理解的。
在担任学院领导工作期间，一些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吴祖强的积极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其中重要的两件大事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傅聪的“二聪冤案”的平反。钢琴家傅聪20岁时（1954年）被送往波兰学习，次年在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誉满中外乐坛。在1957年夏“反右斗争”风浪中，中国留学生纷纷被召回国参加“运动”或“学习”。傅聪和吴祖强分别从华沙和莫斯科回到北京，由于傅聪的父亲——翻译家傅雷，吴祖强的大哥——戏剧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二人在“学习”中受到“特殊待遇”，集中住在（实际是隔离）原文化部（北京沙滩红楼）招待所内。要求他们与父兄“划清界限”、“积极揭发”，虚心接受“学习小组”其他成员的“批评帮助”。时值八月中秋，朗月当空，机关大院格外静寂，人们都已回家过节，他们却不准回家。幸有祖强的妹妹送来两块月饼看望哥哥，二人分而食之相对无言，内心充满了惶惑和不解！两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共同遭遇，使这两位自幼在南北异地生长的音乐家在心灵上彼此靠近。第二年，傅聪的派出部门要求他提前毕业回国，但傅聪开完毕业音乐会后却去了英国，因而落下“叛逃”的“罪名”。“文革”时期又因父母双双“自绝于人民”而“罪加一等”。然而，对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的钢琴诗人，吴祖强有更多的理解和信任。1978年底，吴祖强率队赴欧考察，在伦敦与阔别20余年的傅聪不期而遇，国事家事和共同经历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花湿润了他们的双眼。在当时傅聪“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中国音乐家一行人破例地出现在傅聪的独奏音乐会上，给这位海外游子以极大的安慰！第二年，傅雷先生得以平反昭雪，在吴祖强的协助下，傅聪终于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但最初只能以“亲属”身份出现，“叛逃”的历史阴影并未驱散。吴祖强深知要为这样一位知名音乐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音乐家公开的艺术活动。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多方请示报告，乘着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东风，以音乐学院的名义邀请傅聪回国。于是促成了1980年1月19日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独奏音乐会，轰动一时；1981年初傅聪在北京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演出和教学活动；1982年12月16日，经文化部、教育部批准，吴祖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为傅聪颁发了兼职教授证书和校徽，完全彻底地向这位经历了巨大人生波折的钢琴家敞开了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大门。
图8 傅聪先生平反后第一次北京音乐会之后，左一江定仙，左二武修权.
马思聪是中国20 世纪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与吴祖强有师生之谊。1967年因不堪“文革”迫害，举家出走，经香港侨居美国。在那特殊的年代，一个热爱祖国的音乐家，一夜之间成了“叛国投敌”的“反革命”。这一由康生、谢富治之流亲自定性的“大案”，由于“性质严重”，即使在“四人帮”倒台后的若干年，一般人在公开场合还不大敢于正面谈论这一话题。1984年底和1985年初，公安部和文化部分别批示同意和批准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关于为音乐家马思聪平反的报告。这桩“文革”时期由迫害知识分子引起的冤案，在18年后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这一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的事件，吴祖强既是事件见证者，更是一位“当事人”，因为作出平反决定的期间，他不仅是一院之长，而且还兼任学院党委代理书记（1984年1月至1985年1月）。平反决定是由学院党委作出并呈报上级批准的，可以说这是他主持院务工作期间了结的又一件大事。在这之前的1984年11月，吴祖强在访美行程中，专门去费城看望了马思聪先生，给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老院长带去了国内友人、学生和同事们亲切的问候；平反决定批准后，他又著文向马思聪先生表示慰问与祝贺。在他的文集（《霞晖集》）中，有关马思聪先生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文章中他对“文革”丑类的憎恶和对遭受残酷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尊重，形成鲜明对照。他还特别向青年一代提示：“千万别淡化了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位艺术家本可更有作为的后半生所带来的无可补偿的摧残”⒋。
图9 代表中国政府看望远在费城的马思聪夫妇(1984)
1981年，吴祖强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分工负责国际比赛工作。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年轻的中国选手重新出现在中断了10多年的国际音乐比赛舞台上，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许多重要的国际比赛活动。在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乐、作曲、弦乐四重奏、小号、单簧管等专项比赛中，捷报频传。刘忆凡、胡坤、李坚、诸大明、刘捷、叶英、王晓东、王峥嵘、张乐、吕思清、何红英、涂强、薛伟、游晓、徐惟聆、郭昶、柴亮、黄滨、谭盾、温燕青、傅海静、梁宁、迪里拜尔、刘维维、胡晓平、聂影、范磊……等等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熟悉的名字，通过国际比赛脱颖而出，为国家赢得了荣誉。透过这扇窗户，显示了新时期我国音乐教育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吴祖强所处的领导地位及关心、支持和具体指导分不开。同一时期，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于1986年9月成功举办，从而实现了在中国土地上举办国际音乐比赛的历史性突破。在中国举办国际音乐比赛，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的地位是相称的，其意义和影响无须赘言。但要操办这类涉及外事方面的活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作为主持这项活动的领导人，对外、对内、对上、对下，祖强先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自己动笔给文化部党组各位成员及部长起草报告函，详陈活动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及操作设想，以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项工作，如果不是他的热心倡导、周密策划和亲身参与，如果没有他的声望和影响力，是很难办成、办好的。
这一时期，国内音乐创作界异常活跃，呈现出不同风格、技法，不同体裁、形式的作品，在音乐艺术百花园里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其中，由文化部、中国音协和广电部联合举办的音乐作品评奖活动，不仅是音乐新作集中展示的舞台，更是产生各类优秀新作的“催生剂”。吴祖强是这项工作的直接领导人和组织者，从比赛专项的设定，作品的征集、评阅、审听、投票，到比赛工作的总结，他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他从建设民族新音乐文化的高远目标出发，以发展的眼光和宽阔的视角，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不同音乐风格自由发展的艺术评审标准，善于发现和悉心保护参赛作品中有价值的创造因素和作曲家勇于艺术探索的创新精神。在繁忙、紧张的评审活动中，他还专门著文论述不同音乐体裁（如民族器乐，欧洲弦乐、钢琴及室内乐，合唱，交响音乐等）的创作问题，涉及本领域最新的创作动态、创作倾向及作曲家们普遍关注的共性问题。这些专业性很强的真知灼见早已超越了“活动总结”的层面，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音乐创作走向繁荣发展的理论财富。
图10 文革后小泽征尔第一次到中央音乐学院
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艺术各门类充满发展活力的繁荣景象记忆犹新。作曲家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形式开了历史先河，令人目不暇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艺术创新，荡起了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怎样认识和如何应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是每个有责任心的音乐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作为1985年新当选的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的吴祖强，以一篇《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讲话作出了应答。在这篇影响深广的讲话里，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客观、冷静地分析了生成当年音乐领域“新进展”的历史原因，并明确提出：“应该对一切严肃认真的创作都采取积极扶持、热情帮助的态度”⒌。这一基本态度，是他作为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负责人在实际工作中所一贯坚持的。正是他这种尊重历史、尊重音乐艺术规律、保护创作中严肃探索积极性的务实、开明、温和的立场，为在他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音乐创作活动，营造了一种宽松的艺术氛围，对这一时期我国音乐创作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
约20年前，海峡两岸20位作曲家，聚首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中国音乐的传统和未来”进行创作交流，与会每位作曲家在规定的45分钟内分别介绍了自己的作品并相互切磋。时至今日，人们对交流的内容大部已经淡忘，然而历史却记下了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吉利”时刻：1988年8月8日上午8时。这是海峡两岸音乐家，在隔绝了40年后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两岸文化界40年来的首次正式接触与交流。吴祖强作为大陆10位作曲家的“领队”，自始至终参与了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以自己的身份和影响，积极促成了这次打破坚冰的“历史性聚会”的实现。
图11 海峡两岸作曲家在纽约历史性聚会
1992年至1994年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发起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评选和展演活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次活动从各界人士推荐的500多首（部）作品中，最后评选出124首（部）入选作品。作者的背景，不分来自过去的“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不分生活、居住在大陆或海外，不限题材、体裁和形式，凡20世纪华人音乐家创作的作品，都在推荐和入选之列。可以说这是对整个20世纪华人音乐创作的一次大检阅，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华人音乐文化壮举。尽管最终的评选结果由于各种原因或条件所限不可能全都尽如人意，但这次活动的深层意义和巨大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即生活在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对20世纪中华音乐文化的认同，以中国人不能忘怀的20世纪优秀音乐作品为纽带，维系并延展中华文化的传承。吴祖强作为此项活动的艺术委员会主任，是决定整个活动面貌的核心。最后他主持了由海内外17位知名音乐家组成的艺术委员会的投票评选工作，使命神圣，责任重大，贡献良多。
三
吴祖强的名字，同时又是和他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及与时代同步的开明、睿智、干练、宽容及宠辱不惊的泰然人格联系在一道的。
“文革”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重新开始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时代背景下，吴祖强作为党培养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受到组织器重，被推上领导岗位。尽管这并不出于他个人的本愿（事实上繁重的社会工作占去了他本可继续在音乐创作上有更大作为和成就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选择了他，国家音乐事业的宏观发展需要他。这时，他刚好进入“知天命”之年，是人生既成熟又“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30年来，在普通人的眼里，他曾一度是中国音乐界“最大”的“官”，先后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是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音乐家担任过的重要职务。
图12 在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台上与吴敬琏教授交谈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强烈地触动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长期封闭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引发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锋，音乐界的情况自不例外。大众化通俗音乐的流行（“流行音乐”）和专业音乐界对西方20世纪现代音乐表现技法的借鉴吸收（“现代派”），迅速成为音乐界各方人士共同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本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求得解决，但复杂的是这些“情况”和“问题”是出现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特定政治大环境之中，当然免不了夹有“上纲、上线”的批判或声讨声。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说话或写文章都会比较谨慎，甚至也可“三缄其口”，明哲保身。然而，面对这种形势和音乐界激烈争论的敏感问题，吴祖强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在改革开放起步期的1980年，就曾清醒地指出：“由于‘四化’建设的需要，不能闭关自守，和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是长期的，这就要准备长期面对外来的各种影响，这是一个战略任务” ⒍。1984年，当问题和争论不断展开，气氛颇有几分紧张时，他写道：“对‘问题’和争论无需紧张，相信绝大多数音乐工作者是为正确目标而努力工作的” ⒎。他同时指出：“刚打开大门就怕伤风感冒，就很难行动了” ⒏。
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一些留居海外的青年音乐家未能及时回国服务发出的责难声，吴祖强出于对他们的了解、信任和对音乐人才的保护，也从国际上职业音乐家工作、生活范围的特殊性出发，做出了“不回来的大多数音乐家还是爱国的，对祖国有感情”⒐的判断。1986年底，我国少数城市出现学生上街游行的政治事件，无形中增加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艺工作者的紧张情绪。吴祖强于其后不久的1987年11月10日，在权威的《人民日报》上，以他习惯的行文方式写道：“有人觉得文艺界人士‘不大安分’，我倒认为这也许正是文艺家的性格特征，如果都很‘安分’，也可能就没有独创性了”⒑。他还在同年5月中国音协召开的“交响音乐创作研讨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和学术、艺术问题应严格区分开来，艺术上风格和技巧的探索更不能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相混淆” ⒒。在当时，作为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士和领导干部，讲这样的话是需要政治勇气和信心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吴祖强身上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头衔”，但他始终坚守一个真正共产党员追求真理的信念，怀着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时代前进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呼吸，热情支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艺术繁荣发展的新事物。
他能正确对待音乐创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避讳音协领导人之间对待创作问题的思想分歧。他主张“对于不健康的东西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来解决，”相信作曲家们“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 ⒓。认为“即使真有点麻烦或很大麻烦，也能耐心疏导、帮助，而非采取泼冷水去救火，或又用一棍子打过去的粗暴办法” ⒔。显然这是建立在充分信任“自己队伍中的同志”基础上的积极态度，与那种把不同艺术见解的人推到政治斗争对立面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做法截然不同。吴祖强在这类是非问题面前的坦然态度表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后正走向成熟。凝聚人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护艺术生产力和创造性，促进文艺创作繁荣，使我们国家从“文革”废墟中迅速走向现代文明，才是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中，党员文艺工作者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和中央保持一致应有的根本态度。为此“理解、支持、乐观、欣慰、疏导、帮助、温和、冷静、坦然面对”等用语，是他在这一时期各种讲话或文章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些词汇。正由于此，广大音乐工作者把吴祖强看成是能真正体现中央精神的开明领导人，是真正“懂行”的良师益友，受到音乐工作者们的敬重和拥戴。
在具体的领导岗位上，他身体力行，大力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如在中央音乐学院积极稳妥地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在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中率先试行院长负责制，精简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领导干部实行选举、聘用、任期制；后勤及部分教辅部门试行企业化管理；教职工实行聘任合同制，允许不妨碍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取消平均主义的奖金分配办法；学生实行淘汰制，设立奖学金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吴祖强的院长任上已经开始实施并初见成效，“不仅要出优秀人才，还要出好作品”的办学目标也已初步达到，使中央音乐学院朝向生机勃勃和高效益的现代化音乐学府迈进。
1986年吴祖强在继续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同时，又被任命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这个新加的岗位远没有他对音乐学院或音协的情况熟悉。上任伊始，他没有带一个“自己的人”去“接管”文联，而是以自己清正廉洁、平易务实的亲和力，信任和依靠原文联的老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了中央交托的第五次文联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在新一届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文联体制改革是工作的重点，其中，根据我国社会新时期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对文联的性质和任务、机构、组织系统做出相应的定位，是文联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群众团体和政府机构没有原则区别，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实际上成了文艺工作和文艺界的领导机关，因此过去的文联章程写有：中国文联对其会员“负有协调、联络和指导的责任”。1988年召开的第五次文代会，将这条章程内容改为“负有协调、联络和服务的责任”。“指导”改为“服务”，一词之差，准确地表述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社会群众团体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这一经党中央批准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改变，成为文联新旧体制转换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中也表明了吴祖强作为“主事者”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推进文联体制改革的主张。
图13 与中国各界文化名人出席活动
基于对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基于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衷心拥护，基于他对繁荣发展我国音乐艺术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也基于他专深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吴祖强在面临上述一系列有争议的、涉及敏感的艺术观念（“文艺思想”）问题时，不仅坦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在自己负有领导责任的工作岗位上，热情肯定、公开支持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有价值的新事物。有这样一位顺应时代潮流、深谙音乐艺术规律的开明领导，应该说是我们音乐界乃至文艺界的“福份”。但在现实的大千世界里，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认识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就是在人民内部，对同一件事物的看法，或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加之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尚未能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完全清除。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的。
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吴祖强的信条是“在困难中前进”！他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表现出来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富于智慧的人格力量，使他在音乐界有着很高的威望。1999年12月8日，是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们难以忘记的一天：当大会宣布，推举吴祖强和另外两位德高望重的老音乐家吕骥、李焕之为中国音协名誉主席时，会场上爆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因为这是一个既在代表们期盼之中，又在人们意料之外的决定。说它是“期盼之中”，是因为自1985年第四次音代会以来，中国音协已经14个年头没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了，四届音协主席团早已任期届满，主席李焕之先生八十高龄，且重病在身。四届音协副主席吴祖强是众望所归的主席人选，也是换届筹备过程中民意测验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说它在“意料之外”，其一是因为五次音代会的会期“因故”一拖再拖，筹备工作起伏漫长，听说主要障碍是“主席候选人难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从各种渠道传出来的消息是“有几位老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这样一来，大家猜想，民意测验的结果大概就不算数了。其二，按照惯例，音协名誉主席通常都是由退下来的前任主席、或原本就是名誉主席的老音乐家担任的，是荣誉极高的职务，在1949年中国音协半个世纪的历史上，只有吕、贺二老有此殊荣。按此惯例，吴祖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当属“意料之外”。正是这种“期盼之中”和“意料之外”的结果，戏剧性地激起了代表们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长达数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正是民心和民意的真切反映，是广大的音乐工作者对吴祖强在我国新时期音乐事业取得历史性进步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亦是对他的专业成就和正直人品的公正评价。这对于经历了风雨曲折，走过并不平坦的人生道路的吴祖强来说，应该是莫大的安慰了！
1987年至今，吴祖强连续4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在更广阔的社会活动领域发挥他的影响。他曾就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立法、文艺工作的社会效益等问题，在政协会议上作专题发言。他在各种不同场合，为发展我国的科教文卫事业大声疾呼：“要坚决纠正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存在的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⒕ 他十分敬佩和高度赞赏音乐界前辈贺绿汀振聋发聩的“讲真话”精神，指出“再不能以‘美化’和‘塑造高大形象’来自我满足了” ⒖。为此，他在大会小会上仗义陈词：“为艺术教育讨点公平” ⒗，从学校校舍被占用，谈到艺术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医药费报销，学校图书、乐器、音响设备的添置等，为艺术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争取空间。对公众瞩目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他于1996年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以“国家大剧院工程该上马了”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并多方奔走呼吁，争取广泛支持，包括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宣传，扩大影响，形成社会舆论，有效地促进了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的建设。
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是吴祖强社会活动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担任各种国际音乐比赛评委和出国访问考察外，近期他还亲手促成了将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音乐理事会第32届大会2007年秋在中国的召开。我国于1979年正式加入国际音理会，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最高的国际性音乐组织。这个组织每两年一次的成员国代表大会，是高规格的国际音乐交流的重要论坛。吴祖强1999年当选为该会执行理事，该会会章规定，执行理事每届任期两年，可连任，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吴祖强在理事会中和各国音乐家有广泛联系，是连任三届的“元老”。各国音乐家纷纷表达能由北京在2007年举办大会的强烈愿望。作为中国音乐家代表的吴祖强，也认为中国举办这次会议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音乐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度，是音理会中团体会员人数最多的“大国”；更因为早在20多年前，音理会就曾作出过1989年会议在北京召开的决议，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活动被取消了。2007年会议的召开，将有利于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挽回1989年会议夭折的政治影响；此外，众多国家重要的音乐界人士2007年云集北京，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很好的一次“热身”。为此，吴祖强多方请示报告，陈述举办这次会议的意义，并以他个人的名义于2005年7月致信中宣部刘云山部长，很快得到批复并办妥了国务院的审批手续，终于在他执行理事任期届满前两个月定下了这件大事。
四
吴祖强的名字，最终是和他学习、工作、生活了整整60年的中央音乐学院及其56年的教学生涯紧密联系在一道的。
对自己一生从事的“本职工作”，吴祖强写道：“授课、作曲、写文章就成为我的业务活动的‘三个并举’” ⒘。授课排在第一位，足可见教学工作在他全部业务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事实正是如此，他从1947年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起，可以说一生没离开过自己的母校。尽管其间有几次“上调”的机会，还有完全可预见的“仕途前程”，但他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学校；即使因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决定担负“级别”更高的院外的领导职务，他仍将自己的人事关系保留在学校，且不脱离教学工作。
做这样的选择，一是个人的志向和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深厚感情，更主要的还是一种使命和责任。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民众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在贫穷和饥饿中挣扎、呻吟。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换来新中国的诞生，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这段历史，吴祖强自幼有深切体验。他是在国家经济极其困难，国际国内环境很不太平的条件下，派送出国留学的。他深知当年国家培养一个专业人才之不易，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以国家文化建设急需的业务专长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信念也因此从未动摇。直到现在，他仍为自己是国家派往苏联留学后一直坚持在教学岗位工作的屈指可数的作曲教师而感到庆幸！如果中途改行做了行政工作，其结果有可能是多了一个政府“官员”，但同时却少了一个能培养出一两代、
甚至两三代中国作曲家的优秀教师。
图14 与夫人郑丽琴教授在家中试奏新作
吴祖强的教学生涯，实际上从他还在大学念书的后期就开始了。当年因缺少教师，学校便从高班学生中挑选优秀生兼任部分教学工作。那是1951年，吴祖强上音乐学院四年级，他和钢琴专业的同班同学——后与吴祖强结为终身伴侣的郑丽琴，被当时负责各系专业共同课工作的黄国栋老师选出，分别担任外系不同专业视唱练耳课的兼职教师。1958年吴祖强回国后，即开始作曲教学，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的田丰（已在几年前去世，令人痛惜）是他指导的第一个作曲主科学生。那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人们意气风发，努力工作。吴祖强在完成舞剧《鱼美人》音乐创作后，承担了更繁重的教学任务：在指导8名作曲学生的同时，为作曲、音乐学、指挥三个专业的学生开设由他定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大班课。这门课当时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只能一边讲课，一边编写供上课用的教材，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他凭借自己深厚的专业积累，在结束两年一轮大班课教学任务的同时，奇迹般地完成了这部约25万字，包括321个中外作品谱例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书稿。这部书稿在经过又一轮教学实践应用后，于1962年11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作为“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正式出版。在此后的40多年间，这本书作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及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主选教材，多次再版，累计出书册数已逾十万之多，成为音乐专业出版物中少有的“畅销书”，并于1987年荣获“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1994年经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作者共同授权，该书还在台北市公开出版发行。这样的成果是作者当年挤时间埋头完成学院领导交托的教学任务时未曾想到的。
在作曲教学中，吴祖强十分重视学生全面的艺术素养和对传统作曲技巧掌握的扎实基础，严谨规范与开放兼容并重，善于发现、保护、引导、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艺术个性，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和风格爱好去框衡学生，教学过程充满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的氛围，常常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对此，“老学生”王燕樵的成长经历有一定的代表性。王燕樵大学未毕业就被提前分配去了新成立的新疆艺术学院工作，三年后王燕樵申请返校完成未了的学业，吴祖强原是他的作曲主科老师，十分了解他的创作发展潜力，立即表示支持他的合理要求，并为他积极争取办妥在当时并不容易的从新疆回北京复学的手续。也正在此时，吴祖强接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任务，断然决定安排王燕樵作为作曲课的创作实践，在主科教师指导下参加舞剧音乐创作继续完成学业。结果，王燕樵在老师的指导下，出色完成了分配给他的舞剧第二场音乐的执笔任务，迅速成长起来，并顺利地于1965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1972年“文革”时期，师生二人再度联手，加上演奏家刘德海，又共同创作了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这段不同寻常的学习成长经历，奠定了王燕樵作曲成就的基础。
近20多年来，吴祖强在培养作曲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是目前中央音乐学院指导作曲研究生（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最多的导师。他的学生如陈怡、陈远林、张小夫、黄多、董葵，以及徐昌俊、范乃信、郝维亚、刘湲、王宁、贾国平、董立强、向民等，这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如今已成为我国作曲界新生的中坚力量。早期的还有如孙亦林、郑秋枫、刘廷禹、王立平、张筠青、丁丕业、陆松龄、杨碧海等一拨老学生，这些弟子们各有骄人的创作成绩，大都已成为国内外乐坛成就斐然的作曲家。其中，已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特级教授和美国艺术科学院终身院士的陈怡，最近被教育部聘为我国人文学科唯一的一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正愉快地和他的老师一道，同为母校培养高水平音乐人才贡献力量。
图15 为陈怡与陈远林上课
迄今，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从南京时期算起）学习、工作、生活已整整60个春秋。对哺育他成长的母校，他怀有儿女对父母般最真切、最深厚的爱和感激！他从这里走进革命的队伍，走进音乐的艺术殿堂；他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立业；这是他施展才干、实现抱负的基地；他从这块坚实的基地出发，走向国内外更加广阔的社会舞台，成就了他毕生的事业。如今，银丝替代了那一道道耀眼的“官环”，覆盖在他智慧的额头，当往昔峥嵘岁月正一页页翻过，那些“显赫”声名和荣誉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的时候，最让他珍贵的，是他在80岁的今天，仍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为母校出力尽责！只要一提起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年头最老”的一批职工，他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吴祖强见证了80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亲身经历了“中国式”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复杂环境。回顾与同时代人共同走过的崎岖道路，他不能不“感触万端”。相对而言，他认为自己“基本上属于‘一路顺风’的老学生”⒙。是的，他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除了在音乐园地里播种耕耘，用丰硕的创作成果和教学成果回报人民；以坚定的信念、坚韧的努力，不遗余力地推进我国音乐艺术繁荣发展的社会贡献外，他还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和健康的身体。在绚烂晚霞辉映下，他精神富足、思维敏捷、行动矍铄、豁达乐观，这种人生状态，对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八十岁老人而言，应该说是最最幸福！最最美满的了！
图16 与夫人郑丽琴教授出席中央音乐学院五十五周年院庆
音乐人生
